a)“恢复德国在外交、安全和欧洲政策上的全面行动能力”。在总理府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er Sicherheitsrat im Bundeskanzleramt），以作为外交、安全、发展和欧洲政策等重大问题上的集体决策中心，将非洲视为一个充满机遇的大陆。

　　b)“重新赢得全球合作伙伴和盟友的信任”。当务之急是恢复与波兰和法国这两个邻国的关系（扩大了原先的德法“双驾车”），巩固与以色列的传统关系（结束红绿灯政府事实上对其的武器出口禁运），希望积极为印太地区的稳定和自由作出贡献，建议在该地区建立永久性的欧洲海军基地。

　　c)“确定战略优先事项并坚决执行”。默茨眼里的三大战略优先事项分别是“恢复威慑和防御能力”（特别是对欧洲内部的军事采购进行根本性改革，避免订购重复和资金浪费）、“增强国家行动能力和欧洲主权”以及“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强调不能屈服强权，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俄罗斯必须输掉战争）。

　　他首先强调，“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对欧洲的安全、自由和繁荣至关重要”，同时也呼吁面对再次当选的特朗普总统“不能像兔子见到蛇一样坐以待毙”（wie ein Kaninchen vor der Schlange sitzen）。他说：“如果我们希望被平等对待，就必须承担起自己的安全责任”，“我们不能依赖别人来解决我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应该视特朗普总统的任期为欧洲自强的机会”。

　　在对美贸易方面，他反对双方掉入两败俱伤的关税战漩涡，认为应该重启跨大西洋自贸协定（TTIP）的谈判，抛开浪漫主义幻想，“以清晰的眼光看待我们自己的利益”。同时，他还把眼光投向南大西洋，呼吁最终达成“欧盟与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的自贸协定”。他强调指出，“战略性对外经济政策远不止关税和贸易政策，其核心必须是德国的全球化政策”。

　　听完他的外交政策演讲，感觉这位德国总理候选人的国际视野和认知还没有摆脱“冷战思维”的桎梏，其观点基本上没有什么新意，都是这些年，特别是特朗普第一任以来德国政客的“老生常谈”。

　　他把世界教条地划分为“民主政体”和“威权主义”两大阵营，完全忽略当今世界早已不再是冷战时期东西方互不依赖各成一体的格局，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他对处理国际关系的看法依然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痕迹。譬如，他一方面认为特朗普的再次当选是欧洲自强的一次机会，同时却把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仅仅视为威胁和挑战，而非也是德国和欧洲的战略机遇。再譬如，他声称“俄中公然反对多边秩序”，罔顾中方一再强调“世界上的问题错综复杂，解决问题的出路是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事实。还有，他视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各国共处基础”，却避谈西方经常漠视和破坏联合国的威信（不经联合国授权即对主权国家发动军事打击，特朗普政府反复退出联合国机构等）；至于那个让美国和西方成为最大收益者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就已寿终正寝，因为它从金融贸易“稳定器”变成了“动荡源”。

　　关于俄乌战争，默茨重申以往的强硬立场：不能屈服“帝国主义强权”行径，不能接受“以牺牲自由为代价的和平”，乌克兰必须赢得战争（恢复领土完整、拥有选择政治和军事同盟的自由）、俄罗斯必须输掉战争。他认为，“通往乌克兰自由和安全和平的唯一正确道路是我们持续的支持”。

　　他的这一立场，彰显了以下两点：第一，他的“两个必须”论点远离俄乌战局实情，口号色彩大于可操作性；第二，欧洲与美国在如何结束这场战争的问题上事先毫无协商沟通，因为他演讲后不久，特朗普就与普京单独谈判，基本抛弃了他的“两个必须”论。

　　默茨在选前被问及对处理德美关系是否有信心时说，他有把握能与白宫建立互信关系，因为他在美国工作过，熟悉美国社会，也有一定人脉，关键是，他了解美国只尊重强者。言外之意，他不会像过早站队民主党的朔尔茨（Olaf Scholz）那样“对人不对事”，而会自信满满，以“比肩齐眉”的姿态与美国打交道。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默茨在大选结束后德国电视一二台联合举办的由各党首脑参加的所谓“大象座谈”（“Elefantenrunde”）上，相当感性、几近失态地抱怨特朗普的做法等于将欧洲置于“双面夹击”的尴尬境地。他这里的“双面”是指“侵略者”普京和在这个问题上冷血抛弃了乌克兰和欧洲的特朗普。